炒股app排名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

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纵览陈云光辉的一生，值得思考的是，作为一个只有高小学历的毕业生，陈云为何会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何能够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是否是历史的偶然，是否仅是他出于一时兴起的道路选择呢？笔者认为，这里蕴含了陈云两次极具关键性的思想转变，正是这两次思想转变成就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一、第一次思想转变：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1925年八九月间，陈云由董亦湘、恽雨棠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陈云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标志着陈云思想上首次的重大转折。陈云下决心参加中国共产党，经过了深思熟虑和反复比较，是他积极投身罢工斗争实践和刻苦阅读革命书籍后的坚定选择。

（一）红色洗礼，向党靠拢

青年时期的陈云，曾“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惩强权，内除国贼”。五卅运动前后，陈云经过集中研读《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等一系列马列著作和苏联革命书籍，开始感到：“这些书看来它的道理比三民主义更好。”他开始了解“必须要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党员那里接触到三民主义，“觉得孙中山的道理‘蛮多”。①后来，这个思想对于陈云的影响很大。他曾坦言：做店员的人，有家庭负担的人，常常在每个重要关头，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冲突时，要不止一次地在脑筋中思想上发生矛盾。而这种矛盾的克服，必须赖于革命理论与思想，去克服个人利益的思想。比如，当我在参加革命后，资本家威胁我时，我想到吃饭问题会发生危害，但立即又想到：怕什么？手足健全的人到处去得，可以到黄埔军校，可以卖大饼油条，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没饭吃，归根结底，只有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以后，才大家有饭吃。②

1925年5月在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在这场急风暴雨般的运动中，陈云和商务印书馆的大多数先进分子一起，参加了罢市和游行，同时参加“募捐办报”和义卖《公理日报》等活动。这时，陈云虽然还只是一个随资本家罢市的店员，但在亲身参与这场运动的过程中，陈云目睹了帝国主义的凶残面目，体验到工人阶级和其他爱国群众的斗争热情，感受到了蕴藏在他们中间的巨大力量。五卅运动对商务印书馆留下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它直接导致上海商务员工爆发大罢工，要求组织工会、改善待遇。陈云因为在发行所的职工中表现克勤克俭而求上进，在五卅运动中极具信仰和号召力，被临时党团看作组织罢工的骨干，投入于紧张的罢工准备工作。①这场历时六天的罢工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亲身经历罢工运动后的陈云，更是无比喜悦地感觉自己接近了党。

（二）投身革命，坚定信念

1927年，根据中央精神和江苏省委发展农民运动的计划，青浦县委成立了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部，曾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的吴志喜担任总指挥，陈云任政治委员。随后，在东乡建立了农民武装纠察队，小蒸、枫泾地区也建立了农民革命军。陈云的舅父得知此消息后，曾再三劝阻，而陈云“犹豫三天，决然离家到农民家准备暴动”。他这样回忆：“在一九二七年秋收暴动时，我的舅父已经知道乡下快要暴动了，那时他在我面前哭着说：我们是穷人家，将来靠你吃饭，你如果暴动了，不能立足，家庭将来不知道如何过活，你还是去找找朋友找些职业吧！当时矛盾的思想又起来了，‘不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个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以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②陈云的这段独白，真实、质朴且极具感染力，生动地再现了陈云面对“公与私”、“生与死”的两难抉择。最后的事实证明，陈云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最终舍弃了个人家庭的顾虑毅然投身于革命。

第一次思想转变，使陈云从普通谋生的店员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员。如同陈云在商务印书馆时期的笔名“怀民”，其忧国怀民之情怀，在此时得到最彻底、最深刻的觉醒和迸发。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云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肩负着两大责任：第一，必须联络各阶级起来，作民族革命。第二，解放在水深火热中的自己，要继续不断奋斗，争到最后胜利。③这也昭示着：陈云开始真正肩负起历史所赋予的艰巨使命。另一方面，初出茅庐的陈云面对错综复杂的革命形势必然也会再次遭遇新的挑战。

二、第二次思想转变：由“左”倾路线的执行者转变为毛泽东正确路线的支持者

（一） “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之一

1927年10月，陈云回到家乡上海发动农民进行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暴动以失败告终，农民暴动的正副总指挥都不幸牺牲。1928年12月，当江苏革命运动仍然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奉贤县委提出，要求举行庄行农民的武装暴动，并希望松浦特委加以批准。陈云对此决定忧心忡忡，认为地处敌人的后方，如果搞起来要站住脚是不可能的。事实也最终验证了陈云的忧虑。暴动在第二天便告失败，参与暴动的人员被逮捕和枪杀，对此陈云非常痛心。1929年11月18日至26日，在上海杨树浦秘密召开了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以进一步贯彻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指示精神。会议上，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他认为，当前世界革命已进入高潮，中国革命也已“成熟复兴”，并形成“直接革命形势”。因此，他主张党必须采取“进攻路线”。大会延长的那天，陈云在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以为开始复兴和成熟复兴是有差别的，但不是阶段的区别，而是前进一步，这在职工运动估量尚是正确的。”他强调：“不断示威自党中央到支部都是反对的，上海的示威和飞行集会是要分开的，为示威而示威这不是我们的路线，而是我们工作的结果。”陈云的看法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但在总体上对中国革命还没有认识得很清楚，这也导致他后来在工作中仍执行李立三的“左”倾错误主张。④陈云曾在自传中谈到这一段经历，认为“自己在党内没有参加小组活动，只是当时立三路线的执行者之一”。⑤

（二）纠正“左”倾路线的斗争

1933年1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决定把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苏区伊始，就大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积极鼓吹共产国际提出的所谓进攻路线，并紧锣密鼓地开始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此时的陈云刚到达苏区不久，并没有参加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与之相反，陈云深入实际通过调查，针对苏区的经济工作、工农红军师的组建等所存在的问题开始了局部的纠正“左”倾路线的斗争。

陈云很快发现苏区各业中普遍存在机械执行《劳动法》的教条主义，发现工会在开展经济斗争中存在“左”的做法和要求。为此他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发表在《斗争》和《苏区工人》的杂志上，表明自己的意见。为进一步认清问题的根源，寻求切实解决问题的方法，陈云还身体力行前往福建汀州进行京果业调查，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最终促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劳动法》作出修改，重新颁布。此外，陈云协同刘少奇共同组建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支“工人”命名的正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师。在工人师的筹建工作，陈云对组建过程中的延缓行为和错误做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这些职工会在组建工人师中不能及时“进行真正有步骤的动员”，“在一些地方动员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带着强迫命令的极端危险的倾向”。①

在这些实践工作中，陈云不仅了解了农民群众和工人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而且了解了他们的革命斗争要求和愿望，认识到工农群众中蕴藏的可靠力量，认识到党的一切斗争和工作必须依靠群众。这也表明，陈云开始从失败的教训中学习，对毛泽东后来总结出来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党的群众路线，已有了难能可贵的认识。

（三）“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

在中央苏区，起初陈云对毛泽东并不熟悉，他在文章中回忆道：到苏区还不到十天，他们就搞个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在瑞金开会，指责、批评罗明。反“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那时，我们很无知，跟着走，对那么大的事情也没有好好想想。在瑞金时，我住在总工会。那时根本不懂得军事问题，所以也没有听过什么反面意见。当时听说，共产国际讲毛主席的路线是右倾。但是我觉得，毛主席讲话很有把握，而博古他们讲的是“洋道理”。②

在红军取得四次“围剿”胜利后，由于博古等人拒绝采纳在军事上与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红军主力突进苏浙皖赣地区的正确意见，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去了一个十分有利的时机。对此，1933年12月5日，陈云在《斗争》第三十七、三十八期上连续发表文章《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总结了白区工作“微弱的进步”的情况，分析了工作中存在的弱点：“不能积极发动、领导、参加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这些日常斗争是组织群众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最重要的步骤”。③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开始长征。12月12日、18日，中共中央领导人先后召开通道、黎平会议，就红军行动路线进行了激烈争论。陈云所在的红五军军团因与中央军委纵队相距几天的路程，所以他未能参加这两次会议。1935年1月1日，陈云参加了在贵州猴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而了解到中央领导层的分歧所在。④遵义会议上陈云已经很了解几次军事指挥之错误，成为赞成改变军事和党的领导的一个人。⑤

在陈云看来，原来的领导人坚持直线前进的做法，只能有助于敌人，不会给红军和中国革命带来任何好处。在陈云及广大党员心目中，当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存亡的关头，正是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让党找到了一条最完整的胜利发展的道路，使其他各重要革命根据地从黑暗中看到了光明，从挫折中看到了胜利的榜样。1935年1月遵义会议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陈云欣喜地欢呼：“我们建立了坚强的领导班子来取代过去的领导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了。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⑥

在当时的国内外局势下，陈云在领导工作中不可能完全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和束缚，但他对于党的领导人的正确选择和拥护，对密切联系、发动群众的科学态度，反映了他能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实事求是地探索革命道路和总结革命斗争中特别是“左”倾错误的经验教训。此后，陈云在思想上，逐渐发生了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变化，并在他后来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得到坚持、丰富、完善和发展。

三、陈云两次思想转变的启示

陈云两次思想的转变，清晰地向我们讲述了曾经只是一个具有高小学历毕业生，如何坚定信仰加入共产党，如何纠正思想错误吸取经验教训，并最终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历程。在陈云这段发人深省的经历中，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三方面的启示：

首先，坚持学习马克思理论。对于学习马列主义，陈云曾亲身体会。新中国成立前，陈云集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有三个时段。一是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七年，二是在苏联的莫斯科列宁学校，三是在延安时期。在延安学哲学时，陈云深受毛泽东的点拨，在思想上豁然开朗。他对于马克思理论学习的高度重视和推崇，使得他在党建工作上展现出独特的悟性；使得他在经济工作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经济思想。陈云主张：“我们要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才能培养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能力、有坚强党性的共产党员。我们的学习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学习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不是背诵教条。”

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中央号召全党上下必须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要求，把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抓紧抓好。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进一步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如陈云所言：全党仍然面临着学会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问题这项最迫切的任务。

其次，时刻关注中国国情。在中国革命时期，如陈云所言，在当时革命事业是一种伟大的艰巨的工作，特别是中国革命的环境和革命运动更是万分复杂，变化多端，而领导革命的共产党，它之所以能在变化的、复杂的环境中把握一切伟大的革命运动，并且指导各个运动使之走向胜利，是因为我们的党对中国革命局势的时刻关注和深度把握。

14岁时的陈云在老师的带领下进行了罢课和运动，亲历五四运动。时隔六年，21岁的陈云于1925年，极有见地地撰文分析了五四运动对中国民族运动的重大意义，并在充分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中国革命的形势的基础上，剖析了中国民族运动的未来。而在1927年的湖南，毛泽东经过三十二天的实地调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文中明确指出了在农村建立革命政权和农民武装的必要性。不谋而合的两位伟人都密切地关注着中国革命的现状，敏锐地洞悉着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高瞻远瞩地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未来道路。

早期投身革命时期，为切实了解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的现状，陈云巡视的足迹遍布江、浙、沪各地，并撰写《浦南秋收暴动决议案》、《沪中巡视记》等文章；在中央苏区，为纠正强迫介绍、机械地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等“左”的做法，陈云前往福建汀州，对京果业进行典型调查，制订切合实际的劳动合同。面对革命道路中遇到的困难险阻，陈云始终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调查研究，摸清中国实际，解决各项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在长期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更是坚持从国情出发，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思考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探索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律，逐步形成了国力论、国情论、综合平衡论等思想。

再次，坚持自省、自悟、自觉。陈云对于道路的选择，对于马克思理论的推崇，对于中国国情的深度把握，都离不开他的自省、自悟与自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面对腥风血雨、艰苦卓绝的革命时局，有坚定的革命者，有临阵脱逃的背离者，更有背信弃义的叛变者。因政见不同，幼年曾与陈云相邻而居的吴开先则最终选择坚守其国民党的道路。长征途中与陈云一起秘密受命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工作的陈梁，因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私吞党的经费最终脱离了党的队伍。顾顺章，中共中央特科的负责人，被捕后投降国民政府，泄露大量共产党机密，成为叛徒……曾“很赞成吴佩孚，后又很相信国家主义派是外惩强权、内除国贼”的陈云，也曾经是一名国民党员，但经过两次思想转折的陈云坚定了信念，恪守了信仰，最终选择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并始终如一地忠诚于党的事业，并为之奋斗终生。

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历程中，曾历经坎坷，“左”倾、“右”倾错误不断出现，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面对“左”倾思想对中国革命的不良影响，陈云也曾在茫然中跟随。但是，陈云并没有真的被“左”的错误冲昏头脑，而是吸取教训并探索正途。正是因为陈云的自省、自悟与自觉，他深刻地认识到了错误的根源所在，因此他才能够坚定地拥护毛泽东的领导，密切地深入联系和发动群众，奋不顾身地投身于革命斗争，矢志不移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毕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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