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近些年四库文献的不断整理出版，“四库学”也随之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从而极大的推动了这门学问的发展。
其中，阁本书前提要是“四库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1] 但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某一阁本书前提要及其与刻本《总目》的比较分析，缺乏对现存诸阁本书前提要之间关系的总体把握，以及阁本书前提要编纂过程、成书时间、提要源流等基本问题的探讨。
当然，要想厘清上述问题，不得不依赖于新文献的获得。天津图书馆（后文简称“天图”）藏有一部特殊的《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后文简称“钦定提要”），此书虽名为“提要”，却不同于我们常见的刻本《四库全书总目》（后文简称“总目”），而是将阁本书前提要辑录成编。
“这部‘卷前提要’在清宫经馆臣编纂后自成一套大书，每一篇的开头，有‘臣等谨案’四字；每一篇结尾，有校上年月及馆臣题名等署款。其具备‘卷前提要’主要特征和书写形式。”[2]由于该书不见著录，亦甚少有人提及，所以一直深藏于图书馆中，没有得到研究者广泛的关注。
幸运的是，近年来天津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李国庆将该书与文渊、文津、文溯三阁本书前提要一同影印出版，名为《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为我们研究阁本书前提要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关于此书的内容和成稿过程，李国庆已有初步的研究。[3]事实上，正如李氏所言，这部提要稿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疑问，尚待解决。
本文以该书小说家类提要为中心，通过不同文本之间的比对分析，并结合相关史料文献，试图对该书的成书时间、编纂目的、提要来源等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
天津图书馆藏四库馆抄本《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不分卷，今存一函六十册。全书没有连续的页码，而是每篇页码独自起讫。
根据李国庆在“前言”中的描述，此书为残本，内容并不完整。由于出版之书只是将文字部分影印出来，我们无法从装订、版面、封页等信息中了解该书的残存情况。
从影印本来看，原书没有正式的题名，所以《天津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和各古籍书目检索系统著录的书名应该是后来馆方拟定的。
从该书的版式、行款、形制以及抄写字体等种种特征来看，应该为纂修《四库全书》时所抄写。而该书内容、格式，确如李国庆所言，符合阁本书前提要的编写规范。可以初步判断，该书与阁本书前提要有着密切的关系，应该是纂修官为阁本书前提要的办理而特意编纂的一部提要稿。
众所周知，在《四库全书》的纂修过程中产生了《总目》《简明目录》《钦定四库全书考证》等副产品，但并没有这样一部书前提要的辑录本。
揆之以理，四库馆既没有编撰此书的必要，而且辑录阁本书前提要单独成书也缺乏足够的价值和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该书抄写工整、规范，且没有任何改动痕迹，说明这部阁本提要稿是经过修订之后整理写定之本，加之《总目》和书前提要的编撰分属两个系统，那么它的功能似乎只能是阁本书前提要纂修时所使用的某一个范本或重要的参考本。
关于天图所藏的这部《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相关文献资料很少。幸运的是，笔者发现一条军机处上谕档，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该书的编撰情况。
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奏尊查发下<四库全书>提要填写年月缘由片》云：
遵查发下《四库全书提要》末行有本年闰三月恭校上者。查向来缮校各书，所写年分均系按照各呈进年分填写，从前进过一、二、三分书均系如此办理。惟月分有填写在前、进呈在后者，因无甚关碍，是以进呈时即用原填月分，以省挖补痕迹。现在运送热河备进各书所填月分，自二月至四月不等。理合据实覆奏。谨奏。[4]
根据此条档案，可知四库馆确实编纂过一部汇辑阁本书前提要之书，天图《钦定提要》应该与档案中提及的《四库全书提要》是同一类书稿。
那么档案中的这部《四库全书提要》有没有可能指的是《总目》提要呢？笔者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因为《总目》在编纂之时，并无末行注明校上年月之例，无论是刻本《总目》，还是在现存的稿本《总目》中，都没有校上年月。
而符合此编撰体例的只有诸阁本和《四库全书荟要》书前提要，但《四库全书荟要》早在乾隆四十三年就已编纂完成，所以档案中提到的不可能是其他书稿。
此外，从档案中我们还可以知道，阁本书前提要末行的校上年月，是根据进呈时间填写的，虽然月份可能有填写在前、进呈在后的情况发生，但年份是严谨可靠的。
而每部书的进呈时间都不尽相同，有时候两部书的进呈时间相隔数年之久，这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阁本书前提要校上时间不同的原因。
尽管阁本书前提要的校上时间不一样，但总体上与诸阁本《四库全书》办理的时间顺序大致吻合。
第一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完成于乾隆四十六年，之后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也相继告竣，后世称为“北四阁”。而文澜、文宗以及文汇三阁的纂办则开始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续缮工作全部完成于乾隆五十二年六月。
笔者粗略统计了天图《钦定提要》的校上时间，发现最早为乾隆四十五年二月，最晚为乾隆四十八年六月。在此期间，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即将办理完成，其他北方三阁陆续告竣，而“南三阁”也开始办理。那么天图《钦定提要》很有可能就是给“南三阁”书前提要编纂提供的参考底本。
另外，笔者还发现该书的校上时间先后与经、史、子、集部类顺序大致相仿。
关于天图《钦定提要》抄写的具体时间，我们可以通过参考现存的多种《总目》稿本来确定。
根据夏长朴、杨新勋两位学者的研究，国家图书馆藏《总目》稿本的成书时间要稍晚于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进呈的上海图书馆藏《总目》残稿，大致抄写于乾隆四十七年一月至七月之间。[5]
国图稿本继承了上图稿本的修订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做了新的修订，但国图稿本的修订工作并非集中于一时，而是在此后数年时间内完成的。
笔者将天图《钦定提要》与国图稿本《总目》共存的小说家类提要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天图《钦定提要》基本上吸收了国图稿本的修订成果，例如国图稿本中《投辖录》提要“明清有《挥麈录》已著录”[6]一句被纂修官墨笔删去，天图《钦定提要》亦无此句。
《四朝闻见录》提要中“又载程公许与论真德秀谥议手柬”一句“又”字后纂修官墨笔添加“书中”二字，“考书中载高宗航海一条”，“书中”二字改为“所”字，天图《钦定提要》均予填改。[7]
《续齐谐记》中“均事迹具《梁书》”一句后，有墨笔添加“本传”二字，天图《钦定提要》亦有此二字。[8]
据此可知，天图《钦定提要》的抄写时间不会早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乾隆五十二年三月清高宗在进呈的“南三阁”《四库全书》中发现李清《诸史同异录》存在严重违碍情况：
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
四库全书处进呈续缮三分书，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书内，称我朝世祖章皇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李清系明季职官，当明社沦亡，不能捐躯殉节，在本朝食毛践土，已阅多年，乃敢妄逞臆说，任意比拟。设其人尚在，必当立正刑诛，用彰宪典。今其身既幸逃显戮，其所著书籍悖妄之处，自应搜查销毁，以杜邪说而正人心。
乃从前查办遗书时，该省及办理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等未经掣毁，今续三分全书，犹复一例缮录，方经朕摘览而得，甚属非是。因检阅文渊、文源两阁所贮书内已删去此条，查系从前覆校官 编修许烺初阅时签出拟删，是以未经缮入。但此等悖妄之书，一无可采，既据覆校官签出拟删，该总纂、总校等即应详加查阅，奏明销毁。
何以仅从删节，仍留其底本？其承办续三分书之侍读恭泰、编修吴裕德虽系提调兼司总校，但率任书手误写，均难辞咎。所有办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及总纂纪昀、孙士毅、陆锡熊，总校陆费墀、恭泰、吴裕德，从前覆校许烺，俱着交部分别严加议处。
至议叙举人之监生朱文鼎，系专司校对之人，岂竟无目者，乃并未校出，其咎更重。朱文鼎本因校书特赐举人，着即斥革，以示惩儆。所有四阁陈设之本及续办三分书内，俱著掣出销毁，其《总目提要》亦著一体查删。钦此。[9]
国图稿本中的《黙记》提要完整保留了有关李清的内容，但纂修官在原稿中对此篇提要进行了修订，将“字性之”至“为枢密院编修官”一段删去，改为“有《补侍儿小名录》已著录”，其他提要内与李清相关内容全部墨笔删去。[10]夏长朴曾据此推断国图稿本的抄写时间和修订时间[11]，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笔者发现天图《钦定提要》完整的吸纳了国图稿本的修订成果，由此又可以判断天图《钦定提要》的抄写时间不会早于乾隆乾隆五十二年三月。
既然天图《钦定提要》是给“南三阁”书前提要的编纂提供的参考底本，那么该书的抄写时间当不晚于南三阁办理告竣之期。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十二日上谕档案中说到“今续办三分全书，已经告竣。”[12]
清高宗于此年三月发现李清违碍事件，并迅速对相关书籍、提要进行了查删。而此时距离“南三阁”告竣尚有三个月，理应于此三月内一并完成删改。因此，天图《钦定提要》的抄写时间不晚于乾隆五十二年六月。
但考虑到李清事件涉及书目众多，也不排除时间延后的可能，不过删改工作最迟至“南三阁”《四库全书》送贮之前已经完成。
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上谕云：“《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至为美备，不特内府珍藏，籍资乙览，亦欲以流传广播，沾溉艺林。前因卷页浩繁，中多舛错，特令总纂等复加详细讐校，俾无鲁鱼亥豕之讹。兹已厘订蒇工，悉臻完善。所有江浙两省，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全贮书，陆续颁发，藏庋该处。”[13]
由此可以断定，天图《钦定提要》的抄写时间至迟不会晚于乾隆五十五年六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天图所藏的这部书前提要稿的成书时间应该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至五十二年六月之间。至迟不会晚于乾隆五十五年六月。
天图《钦定提要》小说家类，不仅在确定该书的抄写年代上提供了关键的证据，还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总目》小说家类纂修的相关问题。
此书小说家类分为杂事、异闻、琐记三类，残存提要四十三种。
其中杂事类提要有《朝野佥载》《唐国史补》《大唐新语》《次柳氏旧闻》《因话录》《玉泉子》《唐摭言》《鉴诫录》《南唐近事》《北梦琐言》《归田录》《甲申杂记》《湘山野录》《玉壶野史》《铁围山丛谈》《黙记》《挥麈前录后录》《投辖录》《鸡肋编》《闻见后录》《北窗炙輠录》《独醒杂志》《四朝闻见录》《归潜录》《辍耕录》《水东日记》《何氏语林》，异闻类有《山海经》《穆天子传》《神异经》《汉武帝内传》《异苑》《续齐谐记》《还冤志》《集异记》《杜阳杂编》《剧谈录》《唐阙史》《稽神录》《陶朱新录》《博物志》，琐记类有《述异记》《清异录》。
虽然天图《钦定提要》现存提要数量与刻本《总目》的一百二十三种相比，不足原书的二分之一，但提要的前后顺序并没有因为内容的残缺而被打乱。
因为《四库全书》中每部书的抄校完成和进呈时间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同一阁本的书前提要校上时间不尽相同。
天图《钦定提要》校上时间的范围是从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到四十八年六月，但小说家类现存的四十三种提要校上时间全部题作“乾隆四十八年三月恭校上”，[14]说明这部分提要在抄校完成和进呈时间方面是一致的。
这与现存文渊、文溯、文津、文澜阁本小说家类书前提要校上时间的“各不相同”相比，显得格外异常。而这种异常现象的本身似乎也说明了天图《钦定提要》的编撰具有某种特殊性。
此外，天图《钦定提要》小说家类在分类上，第三类为“琐记”。而乾隆六十年刊刻的浙本、武英殿本《总目》以及现存的诸种稿本《总目》均题为“琐语”。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所见文渊、文津阁本以及天图《钦定提要》都写作“琐记”。[15]
笔者发现不仅刻本、稿本《总目》与阁本书前提要的分类名称不同，即便是同一阁内所附《总目》和书前提要也分别题作“琐语”和“琐记”，如文渊阁本就是这种情况。
由此可见，《总目》和书前提要在此处有着明显的区别，而如此明显的差异，绝不可能是因抄录致误，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总目》和书前提要的编撰分属两个系统，其文本来源也有所差别。
“琐记”和“琐语”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在内涵上却有着细微的区别。“琐记”一词侧重于成书方式，而“琐语”则强调于内容。无论“记”，还是“语”，都是古代小说常用的命名方式，表面上看，也都能够概括这类小说的文体特征。
但作为熟知小说文体的总纂官纪昀，遣词用语必然经过深思熟虑，绝非随意而为。
事实上，《四库全书》和《总目》小说家类在编纂之初，并没有明确的细分类别，乾隆三十九年进呈的《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中小说家类就没有具体分类。
随着编纂的深入，大概在此后不久应该就出现了细分的类别，我们看到乾隆四十六年进呈的第一分文渊阁《四库全书》和《总目》，有了非常成熟的分类体系，但作为一部大型丛书，部类的划分一定会提前拟定。
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的篇名下均注有部类名称，翻阅小说家类书前提要的校上时间，可知最早的是乾隆四十一年六月的《唐阙史》,这或许能够说明在此年前后小说家类就出现了类目的划分。
现存的上图《总目》稿本中没有保存“小说家类三”的分类信息，但稍后抄写的国图《总目》稿本中恰好保留了相关信息，题作“琐语”。
两部《总目》稿本之间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只是我们不清楚国图稿本是继承了上图稿本的修订成果，还是上图稿本原本如此。
《四库全书》的纂修产生了很多副产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后文简称“简明目录”）就是其中之一，此书进呈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是年经过四库馆的允许，馆臣赵怀玉录副并携带出宫，于乾隆四十九年在浙省刊刻。
由于《简明目录》的编纂性质，其在宏观的分类上也能反映出乾隆四十九年之前《总目》的修订成果，所以对我们研究分类问题同样具有参考价值。
笔者发现《简明目录》小说家类与阁本书前提要一样题作“琐记”，但与国图《总目》稿本的“琐语”明显不同。
杨新勋曾借助《简明目录》来推定国图《总目》稿本的抄写时间，并认为国图稿本与《简明目录》的内容之间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6]。但笔者发现，仅就小说家类而言，差异不止上述一处。
事实上，杨氏也注意到了两者之间存在差异，只不过他认为此类差异均与国图稿本的修订相关，同样能够证明国图稿本的抄写时间早于《简明目录》的成书时间。可是笔者的发现显然无法得到相同的解释。
此后抄写的天图《钦定提要》仍然沿袭阁本书前提要的写法，作“琐记”；而浙本、殿本《总目》也同样继承了稿本《总目》，题为“琐语”。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四库小说家的分类也随着《总目》的修订经历了前后的变化，而阁本书前提要和《总目》之间的关系，既是相互统一的整体，又存在彼此独立一面。《简明目录》的编撰可能参考了阁本书前提要。
国图藏有一部内府抄本《简明目录》，笔者通过与赵怀玉刻本小说家类的比对，发现两者内容高度吻合，笔者认为国图所藏的这部内府抄本《简明目录》，很有可能是馆臣赵怀玉录副并刊刻的底本，此书虽然不能确定是否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简明目录》告竣后的进呈之本，但至少反映了《简明目录》成书时的面貌。[17]
这部内府抄本的小说家类也题作“琐记”。由此可知，纂修官在此处，没有进行过任何修订，并与《总目》形成鲜明的对比。
不过刻本《总目》使用“琐语”一词确有其合理之处，“杂事”、“异闻”、“琐语”三类大体上是从内容层面来设定的，相比于“琐记”来说，显得更为严谨、协调。
上文已经提到过，天图《钦定提要》是给“南三阁”书前提要的编纂提供参考底本。我们知道现存诸阁本书前提要之间，以及阁本书前提要与刻本《总目》，甚至阁本《四库全书》之前所附的《总目》在内容上都存在不小的差异。
通过相关文献的比对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深入的了解天图《钦定提要》的成书和阁本书前提要的编纂过程。
由于现存的文澜阁本《四库全书》部分为后来补抄，而补抄的阁本书前提要缺乏参考价值，故不在本文对比分析之内。
为了确保结论的客观严谨，笔者选择现存的四种阁本书前提要和天图《钦定提要》所共有的十二篇提要作为对比分析的内容，他们分别是：《大唐新语》《唐摭言》《甲申杂记》《湘山野录》《玉壶野史》《北窗炙輠录》《何氏语林》《神异经》《汉武帝内传》《异苑》《还冤志》《闻见后录》。
为了更为清晰的展现对比结果，兹列表如下：
表1 文渊、文溯、文津、文澜阁本以及天图《钦定提要》小说家类书前提要异同分析表
序号
篇名
异同情况
1
《大唐新语》
此篇提要文渊、文津、文澜阁以及天图藏本内容基本相同，文渊阁与文澜阁本篇名作《唐新语》。文溯阁本书前提要内容与其他三种有明显差异，应另有来源。
2
《唐摭言》
此篇提要内容文溯与文津阁本相同。文渊阁本与天图藏本提要内容相同，文澜阁本与文渊、天图藏本提要内容基本相同，仅一字之差。
3
《甲申杂记》
此篇提要文溯和文津阁本的内容长短不一。文澜阁与天图藏本基本相同，仅有一字之差。而文渊阁本提要内容与二者仅个别字句差异。此外，在篇名写法上天图藏本与文澜阁本一致。
4
《湘山野录》
此篇提要文溯和文津阁本提要内容相同。天图藏本和文澜阁本提要内容相同，文渊阁本与二者相比仅有一句有异。
5
《玉壶野史》
此篇提要文渊阁、文津阁、天图藏本提要相同，文澜阁与之相比仅少一字。文溯阁本提要另有来源。
6
《北窗炙輠录》
此篇提要文溯和文津阁本的内容相同。文渊阁本和文澜阁本的内容相同，天图藏本与之相比仅有一字之差。
7
《何氏语林》
此篇提要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的内容相同。文渊阁本和天图藏本内容相同，文澜阁本与之相比仅篇名不同，作《语林》。
8
《神异经》
此篇提要文津与文溯阁本的内容相同。天图藏本和文澜阁本相同，文渊阁本与之相比仅少一字。
9
《汉武帝内传》
此篇提要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的内容相同。天图藏本与文渊阁本提要内容相同，文澜阁本与之相比仅三个文字差异。但文渊阁本将《汉武帝内传》《汉武故事》两篇提要写在一起，而天图与文澜阁本两篇提要均独立书写。
10
《异苑》
此篇提要文津和文溯阁本的内容相同。文渊阁本与文澜阁本提要内容基本相同，仅有二字差异，而天图藏本各有一处相同。
11
《还冤志》
此篇提要诸阁本内容基本相同，仅有个别字互有差异。天图藏本和文渊阁本完全相同，文澜阁本与之相比少一字。
12
《闻见后录》
此篇提要文津和文溯阁本的内容相同。文渊阁本和天图藏本提要内容相同，文澜阁本与之相比仅少一字。
由上表可知，在五种阁本书前提要中，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提要内容高度吻合，应该有着相近的文本来源。
而天图《钦定提要》与文渊阁和文澜阁本书前提要内容基本相同，仅有个别字句的差异，其中还包括不少明显是抄写时漏抄和误抄的例子。
由此我们可以初步断定，天图《钦定提要》与文渊阁、文澜阁本书前提要有着密切的关系，虽然在校上的时间方面与稍后的文津、文溯阁本更为接近，但通过比对，我们发现天图所藏的这部书前提要稿与二者相比差异较大，应该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乾隆四十六年第一部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纂修完成，此后的三年中，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本也相继告竣。
在此期间，“南三阁”的续纂工作也正式开始。迫于清高宗的压力，办理比较迅速，但校勘上不如“北四阁”那样严谨。
面对皇帝的催促，纂修官只能采取便捷的方法，直接吸收“北四阁”，尤其是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的编纂成果，辑录一部抄校完善的提要稿给“南三阁”参考就成为了可能。
对此，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中说到：“与内廷四阁全书的办理方式所不同的是，南三阁的每种书均是三份同时办理，‘每一底本发出，即令书手全写三份，庶缮校尤得迅速’。而且有迹象表明，南三阁全书的书前提要似乎也是批量生产的。”[18]
刘浦江在文中又提到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八册，不分卷。为内府抄本。卷端题“钦定四库全书”，版心上题“钦定四库全书”中题“某某提要”下题页码。钤有“赵常恂印”、“北海赵心青藏”等。今存经、子、集三部提要105篇。
笔者也查阅了此书，发现该书的版式行款以及版心和卷端题名与天图《钦定提要》大体一致，而且均无正式书名，所抄录的内容也都为书前提要。
不同的是天图《钦定提要》在卷端所题“钦定四库全书”之下还题有四部类别和序号，如“子部十二”，次行书名下题有具体部类和分类，如“小说家类 异闻之属”。
这一书前提要的抄录格式在现存的文渊、文溯、文津阁本中皆被严格遵守，唯独文澜阁与他阁不同，无此等信息，与国图所藏内府抄本相同。
另外一点重要区别是天图《钦定提要》末行均注明校上年月，而国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全部写为“乾隆□十□年□月恭校上”，年月均空缺，留待填写。
刘浦江又将国图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这些单篇提要一般与乾隆四十五、四十六年抄成的文渊阁提要内容相同或相近，而与较早抄成的文渊阁提要则有较大出入。”[19]
由此作者认为“这是乾隆四十七年以后，由翰林院按照统一格式抄写的四库书前提要底本，每篇提要至少一式抄录三份，专供办理南三阁全书采用，当每种书抄校完毕后，只需要将这些业已按照统一格式抄好的书前提要填上年月即可。”[20]
刘氏的推测确有其合理之处，但关于“南三阁”书前提要的纂办过程是否如其所言，笔者认为尚需斟酌。
而笔者通过国图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天图《钦定提要》内容的比对，发现两书的提要内容基本相同，而不同之处多为书名的写法。
如国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道家类提要写作《周易参同契发挥 附释疑》，天图藏本无“附释疑”，同类中国图本写作《庄子翼 附庄子缺误 附录》，天图本无“附庄子缺误 附录”，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提要内容的开头，如集部三别集类二《盱江集》首句云“臣等谨案，《盱江集》三十七卷，《年谱》一卷，《外集》三卷。”天图藏本无“《年谱》一卷，《外集》三卷。”
虽然在提要的题名和首句叙述书籍卷数的方面两者有所不同，但之后的提要内容却高度吻合，这说明两者的差异并非来自于底本的不同，只是写法的不一样，具体来说是提要写作的规范性问题。
国图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仅版式内容与天图《钦定提要》相吻合，两书的内容还可以互为补充，笔者曾怀疑国图和天图藏本是否为同一部书稿，但仔细对比后，诸多差异逐渐否定了这一推测。
但可以肯定的是，两部书的编纂性质和目的相同，都是为了给“南三阁”提供参考底本。
而天图《钦定提要》比国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体例上更为成熟，其成书时间也应该晚于国图藏本。
不过如果确如刘氏所言，每篇提要抄录一式三份，空缺校上年月，待每种书抄校完毕之后，再填上年月。
那么天图所藏的这部书前提要稿为何都有明确校上年月？如果文澜阁的书前提要是以文渊阁本作为底本的，那为何笔者通过小说家类书前提要的比对，发现文澜阁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在内容和写法、格式上都有不小的差别？
从文澜阁本现存的原写本书前提要来看，校上年月并没有后补的痕迹。而且上文所引乾隆四十九年五月初六日《军机大臣奏尊查发下<四库全书>提要填写年月缘由片》中明确提及校上年月是根据每部书进呈年月填写的，并非是抄校完毕时间。
关于校上时间还发生过月份在前而进呈在后的情况，因无关紧要，故而未予修正。如果国图藏本校上年月的空缺是为了抄校完毕后统一填写，那么为何会出现档案中提到了月份在前、进呈在后的错误呢？这些迹象表明，事实也许并不像推测的那样简单。[21]
从比勘结果中我们也能看到，天图《钦定提要》与文渊阁、文澜阁本小说家类书前提要的内容高度吻合，虽然三者之间内容的差异并不明显，而且部分可以确定为抄写致误。
但如果仔细分析三者之间的差异，我们还可以发现天图《钦定提要》与文渊阁本在提要篇名的写法，以及提要的分合，尤其是提要内容都有着不小的差异，这种情况明显不是抄写时的随意改动，而是纂修官认真修订的结果。
因为以上现存诸阁本书前提要的比对要考虑到彼此篇目存佚情况，所以比对范围十分有限，为了明确天图藏本和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的差异，笔者又将两者共有的提要进行了对比。
结果发现，文渊阁本和天图《钦定提要》在形式，尤其是内容上均有着较大的差异。[22]
如文渊阁本篇名之下，还标注有分类序号，如“小说家类一 杂事之属”，文澜阁本均无此一、二、三分类序号。
文渊阁本中的《大唐新语》，天图藏本名为《唐新语》。文渊阁本《因话录》篇名后无“提要”二字，天图藏本有。
文渊阁本中个别提要写法上“提要”二字在前，而篇名在后，如《集异记》《江淮异人录》《汉武故事》等。天图《钦定提要》则全部为篇名在前，“提要”在后。
文渊阁本《挥麈录总目》题名下的《前录》《后录》《三录》《余话》等均分开单行书写，天图藏本则总题为《挥麈前录后录》，提要中的《三录》称为“第三录”。
此外，在提要的书写上，文渊阁本书前提要部分采取连续书写得分方式，没有另起一页。在这些连续书写的提要中，只有最后一篇提要有校上年月。而天图藏本均为独立抄录，无一例外。
如《汉武故事》和《汉武帝内传》，《集异记》和《博异记》，《遂昌杂录》和《乐郊私语》，以及《甲申杂记》《闻见近录》《随手杂录》三篇提要。
在提要内容上，诸如《铁围山丛谈》《湘山野录》《投辖录》《集异记》《黙记》等提要，天图藏本和文渊阁本有明显不同。
笔者还发现天图《钦定提要》相比于文渊阁本部分书前提要有大幅度的删改。
如天图《钦定提要》中的《辍耕录》对比文渊阁本则删去了“惟第三卷种杨维桢《正统论》”之后的一大段文字内容。
另如天图藏本《穆天子传》同样删去了文渊阁本中从“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至“《列子》《周穆王篇》所载”的大段文字。
《辍耕录》书前提要最后删去的一段文字，笔者已在《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小说家类考》一文中结合档案资料考得其原因为杨维桢《正统论》涉及违碍，故而在上图稿本《总目》的修订中已经予以删改，最终也同样体现在浙本、殿本《总目》中。[23]
天图《钦定提要》明显是吸收了这一修订成果，而上图稿本《总目》的修订时间为乾隆四十六年二月至四十七年七月之间。[24]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天图《钦定提要》的成书时间不会早于乾隆四十七年七月。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作为第一部进呈的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其办理本该最为严谨、认真。但在文渊阁本《辍耕录》书前提要中，“杨维桢《正统论》”一段违碍文字却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这不得不让我们为四库纂修官的疏忽感到紧张。
事实上，档案资料中所记载的诸阁本《四库全书》的误抄、漏抄、缺页、违碍等现象比比皆是，出现这样的严重问题，作为总校官的陆费墀自然难辞其咎，最终被严厉查办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天图《钦定提要》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的差异往往体现在内容和写法上，此类差异主要来源于底本的不同。
而天图《钦定提要》与文澜阁本书前提要相比，内容、写法等重要方面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多为个别字笔画错误以及漏字，属于抄写致误。
综合比勘结果，能够看出天图《钦定提要》与文澜阁本书前提要之间存在的某种联系，进一步说明了此书是四库馆为办理“南三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而编纂的一个参考底本。
通过对天图所藏《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版本、内容的研究以及与现存诸阁本小说家类书前提要等相关资料的对比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天图《钦定提要》与国图所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均为四库馆给“南三阁”书前提要编纂提供的一个参考底本。
从提要内容来看，天图《钦定提要》的编撰要比国图藏本更为成熟，后者的抄写时间早于前者。而编纂此书的原因，则是由于“南三阁”以期速成，三份同时办理，书前提要的编纂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事半功倍的简便方法。
第二，结合阁本书前提要的校上时间和相关资料，笔者认为天图《钦定提要》的成书时间应该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至五十二年六月之间。至迟不会晚于乾隆五十五年六月。
第三，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文渊阁、文澜阁以及天图《钦定提要》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天图《钦定提要》与文澜阁本书前提要的关系更为接近。文津阁、文溯阁本书前提要相比较而言内容差异较大，应该是另有来源。
第四，从小说家分类的写法来看，《总目》的编纂可以分为两个系统：阁本书前提要和《总目》提要。此前学界更多关注于四库小说在子、史之间的游移，忽略了小说家类的纂修过程以及具体分类。而“琐记”和“琐语”的不同写法，提示我们四库小说家分类同样经历过复杂的修订过程。
实际上，关于阁本书前提要，我们还需要解决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诸阁本书前提要内容之间何以产生较大的差别。
对此，刘浦江曾在《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一文中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认为阁本书前提要内容的差别主要来源于具体负责办理的时间、人员不同，更为重要的是《总目》在乾隆四十六年进呈之后仍在不断的修订，这就导致了提要来源的不同。
笔者认为刘浦江的观点大致与事实相符，不过仔细考究起来，仍有进一步补充、商榷的必要。
而《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的一条资料或许可以为我们探讨这一问题提供线索。除了底本来源的不同，阁本书前提要在编撰时还发生过诸多意外情况，乾隆五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军机大臣阿桂等奏遵旨核议纪昀覆勘文津阁书籍各情折》提到：
臣阿桂、臣和珅、臣王杰、臣福长安、臣董诰、臣庆桂谨奏，为遵旨议奏事。
本年五月初二日左都御史纪昀奏覆勘文津阁书籍完竣等因一折，奉旨：军机大臣议奏。钦此。
据称：文津阁全书六千余函，现俱勘完归架，所有勘出从前详校各员遗漏未签之处。逐条造具清册，修补完整。其中缺页、缺卷及成部、成卷应行换写各书，并查出他本抵换书三种，请照从前《性理大全》《史记正义》之例赔写。又提要内有任意删节、改竄及遗失私撰各篇页，并请先交武英殿官为换写，所需工料、银两，于议叙得官供事名下摊追。等语。……又据纪昀查出提要内删节、改竄及遗失私撰各篇页，与《总目》不符，必须一律赔换，以臻完善，均应如纪昀所奏，先交武英殿官为换写，其需用工料银若干两，应即查明议叙各供事现任某省，饬令按数摊赔，并行知各该督抚上紧追齐归款，毋任延宕。俟写毕后，仍责成纪昀带领官匠将文渊、文源二阁换写篇页，逐一抽换完竣，再前赴文津阁，抽换整齐，免致歧误。[25]
阁本《四库全书》办理告竣之后，乾隆皇帝又发现了诸多错误，由于办理人员以及严谨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书前提要出现删节、改竄、私撰等现象，这些问题都最终呈现在诸阁本提要上，形成了文字内容的差异。
这则档案资料不仅告诉我们阁本书前提要差异的部分原因，还交代了阁本书前提要按规定本来的底本应该是《总目》这一重要信息，但在具体办理过程中由于负责人员的认真程度不同，出现了各种各样不遵守规范的情况，进而造成原本统一的提要内容出现了较大的差别。
此外，档案中还具体说明了提要换写的步骤：具体是乾隆皇帝发现阁本书内错误之后，命纪昀前往北四阁逐一复核，纪昀将错误汇总，交由武英殿官重写，写好之后仍由纪昀负责完成抽换篇页的任务。
天津图书馆所藏的这部四库馆抄本《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对于我们研究《四库全书》阁本书前提要的编纂和四库小说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26]
本文只是以书中的小说家类为中心，对与阁本书前提要相关的一些基础问题，做了一点初步的尝试。笔者相信如果对全书进行仔细的对比研究，一定能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希望能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进一步推进“四库学”和古代小说研究的发展。
注释：
[1] 关于《四库全书》阁本书前提要研究的主要成果有：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陈良中：《<书>类“总目提要”与文渊阁本书前提要比勘》（《四库学》2018年第2期）、全见为《四库全书总目》与《四库全书初次进呈存目》及书前提要中传记类提要的比较》（《四库学》2018年第2期）、张婷婷：《四库全书总目》与文津阁《四库全书》诗文评类书前提要对比研究，（《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综合版）2018年第18期）、陈东辉：《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及其他》（《四库学》2018年第1期）、《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卷前提要相关问题综述》（《中国四库学》2018年第2期）。李国庆、王钒：《<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及其收书异同录——兼及金毓黼所论<四库全书>卷前提要问题》（《中国四库学》2018年第1期）此外，还有王娟：《<四库全书总目>与文渊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比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1。
[2] 李国庆、王钒：《<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及其收书异同录——兼及金毓黼所论<四库全书>卷前提要问题》，《中国四库学》2018年第1期。
[3] 目前所能看到的相关研究成果有李国庆为2015年出版的《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撰写的出版前言以及2018年与王钒合撰的《<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及其收书异同录——兼及金毓黼所论<四库全书>卷前提要问题》一文，此文应该是在出版前言的基础之上撰写发表的。两篇文章对天图《钦定提要》的基本情况及其与文渊、文溯、文津阁本书前提要异同做了简要的分析。
[4]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774页。
[5] 参见夏长朴：《试论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残卷的编纂时间——兼论与天津图书馆藏<总目>稿本残卷的关系》，《中国四库学》（第三辑），中华书局，2019。杨新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稿抄本丛刊》（第1册），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
[6] 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稿抄本丛刊》（13），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第158页。
[7] 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稿抄本丛刊》（13），第184、185页。
[8] 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稿抄本丛刊》（13），第256页。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1993页。
[10] 参见纪昀等纂《四库全书总目稿抄本丛刊》（13），第153、154页。
[11] 夏长朴：《试论国家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稿本残卷的编纂时间——兼论与天津图书馆藏<总目>稿本残卷的关系》，《中国四库学》（第三辑），中华书局，2019。
[12]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下册），国立北平图书馆排印本，1934，第5、6页。
[13] 王重民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下册），第28页。
[14] 参见李国庆辑《四库全书卷前提要四种》（20），大象出版社，2016，第1216-1273页。
[15] 按：文溯阁《四库全书》，笔者未见原本，而金毓黼《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为排印本，没有反映出这部分信息。文澜阁《四库全书》因有大量补抄文献，与小说分类的相关信息也未能保存下来，故二者均不在笔者论述之列。
[16] 参见杨新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稿抄本丛刊》（1），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21，第55、56页。
[17] 杨新勋曾认为“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进呈的《简目》今已难觅”（参见《中国国家图书馆藏<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稿本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稿抄本丛刊》（1），第55页。）。虽然国图所藏抄本《简明目录》是否为进呈本尚待进一步的考订，但它的内容与进呈本应该是大体相同的，或许可以弥补“难觅”之憾。另外，笔者也发现了一处国图抄本和赵怀玉刻本《简明目录》之间的差异。国图《总目》原稿的《清波杂志》提要“方回《同江续集》”一句，经纂修官墨笔改“同”为“桐”，这一修订是正确的。国图抄本《简明目录》也写作“桐”，但赵怀玉刻本《简明目录》却一如国图《总目》稿本原稿写成“同”。
[18] 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
[19] 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
[20] 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
[21] 如果从刘浦江推测的角度来看，笔者认为国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纂修官提前给南三阁书前提要编纂准备的一个参考底本，因为按规定，校上年月按进呈时间填写，所以等每部书抄校完成，全书正式进呈之时，再填上具体年月。但如此推测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即四库馆为什么要再编一部有具体年月的提要稿呢？况且天图《钦定提要》的校上年月与文澜阁本并不相同。
[22] 笔者通过天图《钦定提要》和文渊阁本小说家类书前提要的比对，发现两书提要内容的差异并无某种规律可循。这与上文提到的刘浦江比对国图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文渊阁本书前提要内容异同的结论并不相符。
[23] 参见张玄：《上海图书馆藏<四库全书总目>残稿小说家类考》，《文献》2019年第4期。
[24] 参见刘浦江：《四库提要源流管窥——以陈思<小字录>为例》，《文献》2014年第5期。
[25]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第2307页
[26] 关于四库小说观念的形成，并非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故未做展开论述。但对该问题，笔者已另撰专文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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